我的家园谁做主？

　　三中全会为中国农村未来改革设计了一条清晰的路径，这个路径的终点，就是用城乡同权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在此次改革设计中，尤以农地制度的改革最为关键：三中全会一是明确了农地承包权自此“长久不变”，二是“把政府强制性的征地权限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但问题也就此浮出了水面：农民能不能在新的精神下确保自己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下乡的各类大资本，或者其他强权，有没有可能对农民的权利继续形成侵害？与此相近的问题则是，尽管物权法已经实施一年，大量城市居民的私有房产权利，仍然屡屡遭遇拆迁者的暴力。

　　也许，比产权确定更重要的，是在各类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流转、转用、拆迁过程中，尊重物权实际拥有者自己的选择。防止土地集中、城市拆迁成为地方发展经济的目标，让农民和市民成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手段，从而丧失公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选择权利。

　　“问题明摆着，铜鼓政府是知道何时林改、何时规费减免的，也就知道木材价格何时上涨。结果，政商合谋，就抢在林改之前，把这部分林地给流转了”

　　★ 本刊记者/杨中旭(发自铜鼓)

　　10月24日下午5时左右，时水生不得不停下了摩托车。在他前面，路已经被封住。

　　封路的障碍物，并非交管部门日常所用的工具，而是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的人群。时水生只好回头问要去县城的乘客：怎么办？过不去了。

　　这位在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大镇三岔路口揽活的摩的司机后来回忆，当时在场围观的江西老表，看起来要有上万人，“到处都站着人”。而老表们围困的地方，时水生早在当天上午其实就已经听乘客说起，是在一家叫做绿海木业有限公司的门口。

　　此时的公司内部，只有参与打、砸、抢的老表和负责现场维持秩序的宜春市特警，以及铜鼓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公司员工早在中午之前，就已经撤离。事发半个月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入绿海公司之时，该公司法人代表、副董事长蒋连松还只能在没有玻璃的办公室接受采访。至于公司内部，仍未恢复生产。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过官、民、商三种渠道得到的消息证实，10月24日下午发生的冲突，是当地数十年来发生的最大的一起群体性事件。参与冲突的老表，起码有一两万人。

　　就在时水生被堵在绿海公司一侧之时，

 大镇双红村百余名林农则被人群堵在了公司的另一侧，距离绿海公司起码有一公里之遥。双红村老表后来回忆，一直到了下午6点钟左右，人群才渐渐散去。

　　双红村老表以及漩涡中的绿海公司，正是引爆火药桶的两方。他们在头天晚间以及当天上午以“主客场”的方式武力交锋了一个来回。消息迅速传播，同样与绿海公司积怨的老表们从十里八乡赶来，几乎将绿海公司洗劫一空——蒋连松称，当地物价等部门联合的评估结果是，绿海公司直接经济损失已达657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