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确定劳动关系。我们有工作证，都留着呢。我一直很担心，直到6月份我才吃了定心丸。当时番禺流动人口办暂住证，都是IC卡的，上面都登记了工厂的资料。”

而上班时间这点则让黄伟木着实花了点心思。制衣厂打卡上班。“在保安室里的考勤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我开始琢磨着怎么把考勤卡备份起来。可是每天上下班时保安总是像个哨兵一样站在打卡钟旁，监视着我们打卡，我不能无故地拿走自己的卡而引起保安的警惕。我挖空心思地想怎样把卡偷出去而不引起保安的注意，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直到有一天上班，我看见一位同事拿着卡离开保安室，嘴里说，我要拿卡上去给厂长签卡。一问，才知道原来请假要找厂长签卡，顿时感觉豁然开朗。”后来，黄伟木专门请了一天假，成功地拿到了考勤卡，他没有找厂长签卡，而是带出去扫描下来保存到了U盘上。“也是这一天下午我领到了这里的第一份工资，3月份那几天的工资。工资是以现金发放的，在经理那里签个字，拿了钱点清数目就可以了。没有工资条，我想这是为了防止员工拿着工资条到劳动部门那里去告状吧。”

虽然没有工资条，但是计件员工有计件表，是为了方便核对任务量的。“我保留了上面有经理指纹的表格，还留了几份同事的。”

“在寻找证据时，我特地找了能证明我认真工作的证据。5月，我领到了计件部门最高的工资1400元。”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证据，黄伟木踏实了许多。然而，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卧底”计划两次差点中断

“好了很长时间的过敏性皮炎又发作了。医生说必须要远离致敏源，否则要每天服用抗过敏药物，建议我离开制衣厂。我买来了一个坐垫，开始每天服用药物，总算撑得下去。”皮炎一发作，浑身就发痒。吃了一段时间药，黄伟木体内产生了抗药性，他又加大了药量。

然而，还有其他的意外。有两次，黄伟木和主管吵架，差点因被炒掉而被迫中断他的卧底计划。“当时我不怕，炒掉的话，我就启动我的应急预案。”

黄伟木的特殊使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卧底计划原定于截至10月1日，然而身体过敏情况的恶化让他不得不提前离开了工厂。

8月31日，黄伟木领完工资，简单收拾了一下就直接离开了工厂。然而，他面对的将是另外一场更“惊心动魄”的斗争。

离开工厂后，黄伟木做了两件事：到劳动部门举报、网上发帖。黄伟木去劳动部门的那天，穿得很整齐、备了公文包，还带了DV。填完申诉书之后出来，十几个人围上来找他帮忙填表。这些工人因为填表不规范，连续好几天都没能立案成功。这更让黄伟木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价值。他对厂方索赔共计55334元。“若厂方态度良好，承诺依法整改，并对所有员工给出合理补偿，本人愿在劳动部门或第三方的公证下签订协议和解。”

网络成维权重要工具

而黄伟木从准备伊始，网络就是他预定的战场。他用几个月时间准备的文字材料在网上引起了轰动。而他发帖的语气和发帖刷屏的行为也在网上引起了争议。“我的大目标就是给社会带来轰动效应。”

从斟酌帖子的标题，到与网友辩论，黄伟木每天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网上。9月4日，黄伟木的帖子在天涯论坛引起了一次大讨论。“网络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也就是那天，我在天涯找回了自信。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虚拟世界里，我必须用非常规手段来宣传这个事件！在这张帖里面，上演着另一场惊心动魄的‘无间道’！”而媒体介入之后，黄伟木更是把媒体的关注动向不断地发到帖子里。“那天关于这件事的媒体评论被新华网时政放到头条位置，我花了10个小时在网上，兴奋得通宵上网。”而黄伟木也把各种法律法规和事件相关的资料整理完毕放到了他的QQ空间里。

目前，劳动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记者了解到，黄伟木卧底的工厂此前曾停工一天接受调查，9月6日还让在厂员工补签了合同。而黄伟木维权案件也将在10月初在广州番禺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庭开庭，黄伟木将这称为“世纪仲裁”。

对话：

我不是“王海”，也不为沽名钓誉

记者：王海打假当年引起了不少争议。现在，很多人说你是农民工里的“王海”，你认同吗？

黄伟木：你可以说我是农民工维权里的“王海”。但我和王海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的地方是，我们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不同的地方是，王海把打假当成了职业，而我只是把这次事件当成一个蓝本。

记者：那么你担不担心将来有人去学你？

黄伟木：我倒是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将来有更多的人去做了，那么对那些无良工厂就会产生更大的威慑力。如果工厂本身没有问题，也就不用怕。

记者：有人说你是炒作，你是吗？

黄伟木：如果大家定义的炒作是那种低俗的、不真实的，那我不是炒作。我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说我要出名是对的，但出名不是我的目的，我是想通过出名来发出农民工的声音。不出名，我能吸引这么多人的关注吗？我的目的是正当的。

记者：其实，这家工厂的老板碰上你，还是挺倒霉的。

黄伟木：这也是缘分吧。我不是要颠覆什么，不是要让厂子倒闭，我是来改造的。这次是一个生动的实例。我也希望能借此让那些老板们的良心复苏。

记者：和你一起打工的年轻人，你觉得他们的维权意识怎样？

黄伟木：万分之一才有维权意识。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知道有什么权利的也不会去争取，而去争取的人里面，很多只是个体维权，没有想到其他人怎么样。我知道已经有农民工的人大代表，这真的很好，是很大的进步。但现在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为了问心无愧。

记者：做这些事，你最终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

黄伟木：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要唤醒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把促进劳资和谐当成最终的目标。我也知道我无法一下子改变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