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杰斐逊讲过：“信息是民主之源。”还有人续上一句：选择是自由之本。由此而论，一个处处贴上“保密”标签的社会，断然不是一个好社会；一个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受二元论宰制的社会，断然不是一个好社会。这两个论断意味着所谓的好社会，公民必须拥有充分而坚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它们的重要性，纵然不像言 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写入宪法的基本权利那般冠冕堂皇，却无疑更实用，更急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07年4月24日出台，比较二十年前就已经登堂入室的《保密法》，虽然可谓姗姗来迟，而且一个是条例，一个是法律，其间的轻重很容易掂量——但它能浮出水面，总算圆了我们久久期盼的一个梦。特别是《条例》所强调的“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对照《保密法》的主导精神：“凡不宣布公开的事项皆推定为保密”，不能不承认是一个进步。

　　具体来看，以前政府规定：我们的工作信息，以下某几项可以公开，其余则隶属秘密。试想，这个“其余”的范畴是多大，大到无限量，所有不便或不想为公民知晓的事务，都可以往里面塞。如此则导致了“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的政治信息机制。而今能翻转过来，并有《条例》作保障，诚可以视为中国社会法治进程的一个成果。

　　当然，这是一项本该在立国伊始就应颁发给公民的权利，我们今日才领到它的“准生证”，更应该追问：为什么会如此？那缓慢前行的背影之后，是怎样坎坷辛酸的历史旅程？

　　窃以为导致此种现状的最大原因，是现代中国的政治构架，缺乏一种制衡意识，无论政府与人民之间，还是横向的立法、行政与司法之间，纵向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皆被立定为一个整体，一个元。对统一性的追求，使得相互之间的政治姿态倾向于服从、妥协，而非监督、抗争。须知罗素所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诠释今日之政治生活。政治之幸福，便是“多元”：多种信息，多种选择；然后产生“一”：一个相对佳的方案。我们切不可为了“一”而舍弃“多”。

　　说回来，正应了杰斐逊的名训：信息是民主之源。对此可以做两点细微的解释：在相同条件之下，一个人，获取更多的信息，便可以作出更多的决断，并且其决断的效果亦将更好——那种因信息繁密而患上恐惧症的神经衰弱者终究是少数——信息促成了民主。

　　此外，如刚刚出产的《条例》，规范了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制，则形塑了一种权力的监督关系，毋庸置疑，秘密行政容易造成政府与公民的隔膜，同时容易滋生腐败的因子，而公开的、有外力注视的阳光行政至少可以让腐败者心怀顾忌，犹感芒刺在背，一般的行政主体亦可增强责任心——信息不仅促成了民主，知情权本身就是民主的呈现。

　　当然，《条例》还遗留了一大堆问题，已经有论者指出，具体到公开哪些信息的权力依然牢牢把握在政府手中，公民的请求权过于弱小，几近于无，这会不会使《条例》流于空头具文？而且如上所论，从政治效力上讲，《条例》只是行政律令，与其相对的《保密法》则属于“法律”，后者无疑要高于前者，如果二者发生冲突，则应该何去何从？幸好，我们看到现代中国的发展趋势，《条例》更像是一个起点，而非中断的路牌，所以我们不妨乐观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