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票价高低的市场问题，它还是一个关乎人口流动的社会问题，更进一步地，它还可能是一个关乎阶层和谐的政治问题。仅从春运票价的停涨入手，持续多年的春运困局可能仍未破题 。

　　距今年春运不足一月，铁道部昨日宣布，今年铁路春运各类旅客列车一律不再实行票价上涨，今后也 不再上浮。从2002年开始，每年铁路春运票价都会上涨15%-20%不等，这一做法实施多年，虽遭各界痛骂，无奈“铁老大”岿然不动，积旧成习，几乎成为民众的无望之想。不意昨天铁道部闪电宣布这一消息，令民众既感欣慰，又有讶异。

　　欣慰的是，民间多年质疑抗争，铁道部终于恤民顺变；令人讶异的是，事发突然，毫无征兆，连好消息都来得吓人一跳。

　　事实上，仅此前一天，铁道部在北京组织召开了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指导价听证会，与会各方代表进行了激烈交锋。外界观察认为，依“逢听必涨”的民间经验，要撼动多年来春运票价上涨的积习，恐怕不易。但出人意料的是，次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就宣布了春运票价不再上涨的消息。去年10月，公民郝劲松状告铁道部春运涨价违反价格法，这一案件也曾引发广泛关注，不过当时民意普遍消极观望，以为胜数不大。此次春运票价不再上涨的消息宣布，也算同时为这桩公益诉讼作了结语。

　　春运铁路票价上涨的政策依据，来源于2002年1月国务院批准的《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执行方案的通知》，这一通知将部分旅客列车票价浮动的决定权授予了铁路局和铁道部。在历次回应春运票价上涨的公众质疑中，铁路部门坚称，涨价是运用价格杠杆调节客运市场供求关系，“削峰填谷”，分流旅客。然而，这一市场化倾向的调整，既未能正视当前制度环境下春运的不可避免，及时有效地疏导春运产生的社会压力，同时还使垄断部门与公众关系产生新的紧张，造成整体的社会怨怼情绪。如果同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领域相比较来看，从早期的过度市场化到近期重新强调“保底”功能的所谓走回头路，铁道部门放弃春运票价上涨的市场收益，以和善的政府姿态，重新强调以低票价保障公众的春运需求，其立场与高层的决策转换亦有融会贯通之处。

　　不过，铁道部出台春运铁路票价不再上涨的决定，仍不能真正缓解民众春运出行难的痛苦。事实上，在运力难于改善，春运出行规律不变，供求关系依然紧张的情况下，如何公开公平发售“平价票”，成为铁道部门尤其应该着力解决的环节。“黄牛党”的兴盛，固然与供不应求的客运市场大有关系，但铁路部门内部管理的缺失无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春运“买票难”的问题。近年来，铁路部门通过电话订票、团体订票、往返预订等方式，部分改善了民众一票难求的处境，但对于其内部管理的改进仍大有可为之处。这虽是垄断行业多年的积弊，在铁路春运票价停涨的同时，仍要不厌其烦地重复指出其内部改革的急迫性，强化公平售票的程序，重罚炒票者，甚至可以考虑试行实名制售票等措施，以最大程度确保政策成效惠及于民。

　　深入地看，困扰中国社会多年的春运难题，其核心并不在于火车票价的涨落。浅显的原因，是交通运力的滞后与出行人口的激增，扭曲了客运市场的供求关系，使得人们出钱也买不到票。供不应求的交通现状，令春运始终都是一次社会运行的巨大考验。深层的原因，却是我国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设置，人为制造出了春运这一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周期性大迁徙。人们因资源与社会关系的流动受阻，又内在地需要服从约定俗成的文化要求，春节便成为中国人一次候鸟式的集体迁徙。这其中，资源实力有限的底层民众，尤其成为这种迁徙艰难的直接体验和见证者。从这点上看，春运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票价高低的市场问题，它还是一个关乎人口流动的社会问题，更进一步地，它还可能是一个关乎阶层和谐的政治问题。仅从春运票价的停涨入手，持续多年的春运困局可能仍未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