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获释的法新社摄影记者杰米·拉苏里（中）与几名巴勒斯坦人一同抵达加沙。巴勒斯坦安全部门官员称，拉苏里当晚已安全获释。目前，拉苏里的健康状况良好，并已被送往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在加沙的办公室。拉苏里是2007年 1月1日在加沙城遭绑架的。 

    政治性绑架越来越多

    早在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国间交换人质已成为通行做法，三国时期的魏国甚至把出征大将亲属统统扣留做人质的做法列入法令；在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时代，将被俘的敌方骑士当作勒索或交换政治利益的筹码，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中东和意大利等地，伊斯兰暗杀团和黑手党前身也均有绑架人质的前科。但这些人质扣押事件一般目的性明确，很少殃及无辜，而且肇事者意在换取利益，在被勒索方明确撕破脸之前通常不会难为人质，甚至给予较好的礼遇。

    1972年在慕尼黑发生的血腥一幕改变了这一切。那一年夏天，西德慕尼黑举办的奥运会上，巴勒斯坦“黑九月”极端组织8名武装分子潜入奥运村，打死两名以色列运动员，并将另9名劫为人质，要求以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234名囚徒和西德监狱两名囚犯为交换条件。西德警方佯装答应，将武装分子诱出奥运村、进入慕尼黑机场时发动突袭，结果5名武装分子被打死，9名人质也全部丧生。由于事件发生在媒体云集的奥运赛场，这一人质事件迅速传遍全球，造成了强烈的国际影响。许多极端组织受此“启示”，政治性绑架越来越多。

    自“9·11”以来，恐怖分子通过劫持平民作为人质提出政治要求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伊拉克武装分子绑架人质要求外国军队离开伊拉克，车臣分离势力劫持平民要求俄政府就范于地方分裂，去年7月，黎巴嫩真主党绑架两名以色列士兵导致长达一个月的黎以冲突……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现在全世界每年估计有约1万人被绑架，其中许多人遭到杀害。

    绑架者成分日趋复杂

    伴随着绑架性质的演变，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的成分也日趋复杂。绑架者可能是失意的政治力量，如上世纪80年代的某些巴勒斯坦组织、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非国大”；也可能是“基地”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分支，如发生在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中东其他地区的多起绑架案；甚至是某些国家力量，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初期曾劫持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为人质；或者是民族分离主义者，如车臣叛军；或者是地区叛乱者或一些单纯为发泄某些不满的组织，如尼日利亚的“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集团等。

    近年来，政治人质绑架事件发生频率最高、手段最残忍的地区是中东等地，目标主要针对美国人和以色列人。越来越多的无辜者成为受害者。如2004年在伊拉克被绑架的人道救援组织女负责人哈桑，仅因拥有参与驻伊联军的英国国籍便被绑架，“黑九月”事件中丧生的以色列运动员也与巴以冲突无关,被无辜杀死在伊拉克的12名尼泊尔工人，被尼日利亚一些武装组织劫持的各国人质等，同这些组织的打击目标一点关系都没有，抓他们、杀他们的最主要理由只是为了达到预期的轰动效应。

    和中世纪对“肉票”的礼遇迥异，现代劫匪有的时候为达轰动效应不惜一切手段，许多无辜者被施以斩首等酷刑，如被“安萨尔·松纳军”在伊拉克杀死的12名尼泊尔工人、被不明极端组织斩首的爱尔兰籍工程师比格利等。

    近年来，以获取赎金为主要目标的绑架事件也明显增多。在伊拉克，绑架外国人质成为犯罪分子的“摇钱树”。2004年，土耳其一富商在伊拉克被绑架，绑匪索要赎金2500万美元。在伊被绑架的许多约旦人质也都通过支付赎金的方式获释。菲律宾、尼日利亚等国家都曾多次发生绑架外国人以获取赎金的事件。现在不少跨国公司为其在危险区域工作的员工购买“绑架险”，用以转移支付赎金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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